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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动荡,资本何处安身?

来源:admin日期:2020/04/25

导读:当下的流动性危机与其说是流动性短缺,不如说是世界资金失去了方向。中国资本市场能否成为避险资金的“诺亚方舟”?

本文发表于福卡智库内参《高层内参》2020年第15期原文标题:《仓促出逃的“世界资本”何处安身?》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裹挟着一场迅猛的金融风暴,让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以及不确定性当中。

作为全球经济头号强国,美国这一世界安全岛不再安全,3月,全球投资人经历了美股有史以来最动荡的一个月:10天四次熔断,3天暴涨20%。美股用11天走过史上最短的一个熊市,然后在3月26日,美股仅用了3天又暴涨超20%,重回技术牛市,不是暴涨就是暴跌。3月的美股一天正常的日子(注:道指、纳指、标普500指数三大股指涨跌幅皆在1%以内)都没有。

欧洲市场更是一片惨淡,俄罗斯RTS以累计46%的跌幅表现垫底,德国DAX、法国CAC40、英国富时100指数的最大回撤幅度纷纷超过了30%。

甚至于,以往一直发挥避险功能的黄金等资产价格非但未能“一飞冲天”,反而连续下挫。黄金与股市自3月中旬以来,罕见地同涨同跌,拥有永恒魅力的黄金,一度颠覆其留给市场的“避风港”印象,上演了约尼·雅各布预言的景象——《黄金大崩溃》,价格扑朔迷离在1450—1704美元,短短1个月的振幅跨度达到250美元。

显然,当下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夜所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如出一辙:投资者兜售手中几乎所有的一切,由此来看,当下的流动性危机与其说是流动性短缺,不如说是世界资金失去了方向。

不过,大动荡的出现,意味着大拐点的形成;而迈过拐点,新的大趋势将澎湃涌来。全球投资者苦觅“硬核”避险资产,资金如水,总归要有个去处。

从全球来看,能够接纳这部分资金并满足回报需要的市场并不多,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的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所以全球流动性涌向中国市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概率事件。那么,中国资本市场能否成为避险资金的“诺亚方舟”?

理论上讲中国又面临上世纪80年代世界产业革命之后过剩资本投资方向性问题;当年举国运动般的招商引资解决了所谓全球资本寻找避险市场。

从内部看,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问题倒逼,导致金融改革相对滞缓。过去,中国金融紧追华尔街脚步,催生了一大批“金融创新”大军,金融“虚胖”一发不可收拾,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痼疾难除。

然而,过度发展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前期的金融扩张堆积起巨大泡沫,在问题倒逼下,中国又不得不开启新一轮金融改革,尤其是随着第四次金融危机逐渐在全球兴风作浪,为了应对危机,又掀起了中国式“去金融”,银行、券商、投行无不风声鹤唳,更别提被高高捧起又重重摔下的互联网金融领域。

典型如P2P行业,短短几年内从“神话”、“奇迹”到土崩瓦解,有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P2P机构数量仅为300余家,相比于2018年同期下降70%。在监管部门“能退则退,能关尽关”的强硬监管措施下,P2P或在慢性死亡中走向“终点”。

放到世界格局来看,在世界金融枢纽的版图上,中国还缺少一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

要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必须要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香港已被港乱自废武功,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排名全球第6位,较去年9月排名下跌3位。显然,去年的社会事件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或影响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澳门虽然早就在享受重要离岸金融市场的待遇,近来在金融领域也动作连连,不仅将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还将成立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但所谓“大香港、小澳门”的事实也客观存在,土地面积只有香港的1/40,人口只有香港的1/10,博彩业独大制约产业结构多元化等,都是澳门所面临的客观限制。

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已具备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较好的基本条件与素质,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世界范围内起步较晚,和国际成熟的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存在不小差距,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不足一朝一夕内还难以解决。

固然,面对百年一遇的机缘,中国准备略显不足,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金融战略空间。

2016年,中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已达8.35%,大大地超过了美国、日本这些金融市场比较成熟的经济体。是以,中国开始向金融挥起监管的大棒,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扭转“市场原教旨主义”,定下“防控金融风险、金融为实体服务”的总基调,欢欣鼓舞地去赴一场金融改革的盛宴,严控杠杆率、禁止过度期限错配、严禁监管套利等去杠杆行为等一系列严监管政策随之而来。

仅2018年一年,银保监会机关、原银监局及原银监分局,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共开出了超过3800张罚单,涵盖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各类机构,涉及贷款管理不当、票据业务违规、同业投资违规和理财销售违规等多个领域。充分显示了中国坚决治理金融乱象沉疴的决心。

中国是唯一仍保持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国家,还有较大的调节空间。财政政策方面,发行特别国债、减税、发行消费券等的空间都大于西方国家。

例如在疫情后,与诸多国家的负利率手段相比,中国央行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尽管中国央行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存款利率仍保持不变。这使得家庭可以继续从储蓄中赚到一些利息——这与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交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19月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4607家,还有数万家从事类金融业务的非持牌机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银行渗透率、保险深度密度和资本市场影响力仍有明显差距。金融机构种类不丰富,布局不合理,特色不鲜明,“过度竞争”与“服务空白”同时存在,但也代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股市发展已逾20年,20多年来它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问题市、投机市、政策市的存在又常被人们诟病。

2019年,可谓A股的改革“大年”。从科创板开板到沪伦通开通,再到重组新规落地等一系列重磅事件发生,都将对A股市场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今年,中国股市更迎来“根本大法”——证券法的重大改革。一旦资本市场改革逐步到位,理论上讲中国股市容得下大牛市。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快速设立债券注册发行的“绿色通道”;又及时为企业债券的发行提供便利,延长注册和备案的有效期限,同时减免债券发行的登记、交易和托管方面的有关费用;还采取多种手段,提前化解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种种举措及时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也充分证明了债券市场可以承担外来资金的巨大缓冲。

全球基金正在纷纷涌入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外国持有的主权人民币债券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27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有了进一步开放、接纳世界游资的基础,也有推进金融开放的速度和决心。4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美国两大资管巨头贝莱德和路博迈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格审批申请。

但说到底,疫情终究是一时之困,机遇也是一时之机,长远来看,对于世界资本,中国既要引得来,也要留得下,这离不开方方面面的经济社会基础。

纵观全球,动荡日渐加剧,各国内患频出自顾不暇、新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地区右翼势力崛起、中东及一些地区战火仍频……都在持续向全球输出不安定因素。

尤其是与英美等发达国家以脱欧、脱群等权宜之计维持国内稳定相比,中国“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政治社会稳定是投资环境的最重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对外资就越具吸引力。

尽管武汉在年初对疫情处置不当,但中国政府随后决定封城武汉并在全国实施的阻隔政策非常有效,为中国在全球疫情迅速蔓延开来之前有效控制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个时间差让中国与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盘面上。中国经济将率先从疫情中复苏,复苏时间的领先会给中国吸引外资提供最重要的机会条件。

中国拥有独立自主而完整的产业体系,抗疫充分展示了中国的产业优势,这从口罩生产上略见一斑: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口罩日产量从1000万只升到1亿只。疫情前,中国年产口罩45亿只,占世界53.3%,如今飙升到150亿只,连起来可绕地球170圈。

中国的科技实力也支撑中国抗疫战,用了7天分离毒株,北斗、无人机、大数据等支撑中国两周建起两座医院……日本媒体通过疫情看国家能力,空运是日本的4倍,铁运能力是日本的90倍。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

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追进空间;市场化改革导向之下的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力要素的优化整合配置,带动的生产、消费扩张仍将持续;

中国东、中、西部地域发展的“梯度推进”过程中,地域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趋近”本身所引发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带来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张,如此等等。

如果承认这些前景具有相应的“确定性”,那么就可以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具坚实基础,发展仍在继续,中国经济社会列车仍将前行。

增长速度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未来一段时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高质量发展孕育着巨大的潜在机遇。

近来如火如荼的“新基建”即为典型,以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宏观经济有明显支撑作用。

美国的市场经济已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脱离了实体经济,中国金融虽然在此道路上有过效仿和迷失,但所幸尚未走到最高阶段,已经率先对金融乱象进行整肃和纠偏,并对资本国际极左路线全面清算,并逐渐回归金融本源。

一边是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加剧,一边是中国巨大的金融战略空间,市场也已到了这一点,全球投资者纷纷看好中国。

早在3月1日,摩根士丹利的一份重要研报中就指出,全球资本市场因新冠病毒而动荡,中国将成为“资产避难国”,并将中国股市评级从“持平大盘”上调至“超配”。

近期,全球最大指数公司之一的富时罗素,将中国A股纳入全球指数的因子由15%提升至25%。

机缘之门已经打开,国家理应对此做好相应的战略预埋,毕竟,中国不仅要有“吃得下的好胃口”,进一步拓宽与规范外资入市的渠道与功能,更要有“能吸收的消化系统”,对于流入的外资合理安排利用,而不是被外资抄底、剪羊毛。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为世界新资本、新游资安家,无法重走华尔街老路——顺着金融内在逻辑一直走到金融衍生崩盘,而是将导入实体经济与科创,以及新经济,创造性地推进金融事业的发展。

过去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引进与利用外资没有选择性,但随着中国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在外资利用上必须化被动为主动,让大量外资导入产业发展、科技发展,具体来说,比如让各类产业引导基金公开化、规范化,在这基础上搭建类似股市的基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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