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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知识与科学技术:不是矛盾的存在,而是推

来源:admin日期:2020/04/25

自从格尔兹以地方性知识为名出版专著以来,本土知识以及相关的技术技能和制度保障,很快就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和著述。尽管研究者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以事实为根据,探明了本土知识的价值和作用,但社会各界却不以为然,对本土知识的价值认证长期偏离事实真相,这不免让研究者倍感遗憾和沮丧并很自然地将责任归咎于社会与文化的不公正,但却仍然无法解决评估失实这一根本问题。

如果换一个思路,立足于对本土知识价值评估的失实,去探明其间的社会与文化原因,那么不仅社会偏见可以得到及时地匡正,还能使这样的研究成为发现生态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标识和指南,足以引导研究者及时发现带普遍性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对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提示。以下仅从国家权利、适用范畴和文化相对性三个方面去揭示本土知识价值认证失实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仅因为本文篇幅有限,故而只能将研究的对象锁定在生态这一有限范围之内。

本土知识本来就是多元文化并存必然派生的结果,人类所拥有的知识从根本意义上说无一不是本土知识。但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随着国家权利的发生和壮大,通过国家权利认证的知识必然被置于主导地位,而与之并存的其他本土知识就必然要置于等而下之的次等地位,甚至给予根本性的否定,而这一切恰好是文明时代社会运行的常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知识体系由于得到了国家权利的支持,其影响必然越来越大,而其他本土知识就会很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古董,甚至是愚昧和落后东西。于是,有识之士不得不提出普同性知识和本土知识两个对举的概念。前者指代可以普遍推广的知识及其体系,后者指代仅在有限范围内具有相对价值的知识及体系。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谓普同与主流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接受,关键就在于得到了国家权利的认可和支持,但其实质却肯定来源于本土知识。而本土知识之所以处于劣势,并不是本土知识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相关国家权利的推广而已。普同性知识和本土知识之间,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对本土知识的忽视和轻蔑,本身就偏离了事实的真相,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偏见肯定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令人遗憾的后果来。特别是酿成大范围的生态灾变和生态危机,更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反省。但这样的关注和反省要在普同性知识的框架内去寻求答案,肯定是一项对时间与经历劳而无功的浪费。原因在于普同性知识和本土知识一样,各自都能自成体系,在思维方式和逻辑上肯定不存在疏漏和残缺,任何本土知识一旦置于普同性知识的框架内,其间的差异和特点都肯定会淹没在普同性知识的既定框架内,使研究者无从发现。但如果换一个思路,意识到并存本土知识的存在,从本土生态知识生成的实践过程及其适用范围去展开分析,却能很快地发现生态问题酿成的根源,而且肯定与相关本土知识的受损直接关联。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地理学家的眼中,地质地貌至少可以划分为数十个不同的类型和更多的样式;在生态学家的眼中,同样可以划分为数十种不同的生态类型和更多的生态样式;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也会很自然地做出类似的划分。所处的生态背景不同,适宜种植的粮食作物肯定也不相同,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然而在时下的中国大地上,稻米被确定为主食,稻米的产量养活了70%的中国人口,但在中国的大地上,最适宜生产稻米的区域却占不到耕地总面积的1/4,这将意味着我们早就在不适宜种植稻米的背景下强行种植稻。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不划算事情还小,无非是经济上不划算而已,但无意中引发的生态隐患,经长期积累后,肯定会引发为全国性的生态灾变。

时下我们不仅在银川平原大规模种植大米,甚至在沙漠腹地的阿拉善也在种植大米,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此前生产贡米的稻田,目前早已因缺水而报废。但还有研究者试图加以恢复,更有研究者准备科研立项,想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开辟稻田,确保藏区的粮食供给。不管这些做法看上去多么不可思议,但类似的做法却一再重演,有的还因为类似的科研成果而得奖。

然而,生态灾变的爆发却始终要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运行,不以我们的政策为转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恰好在于,在银川平原提取一吨黄河水,用于稻米种植,其利用效益不到10%。如果这一吨水流到了黄河下游,同样种植大米,其利用价值就至少翻一倍;如果改种小麦,其价值还可以提高。与此同时,目前已经陷于水荒困境的华北平原,水荒还可以得到有效地缓解。如果全国一盘棋的对待普同性知识和本土知识真能落到实处,那么上述不合理的用水,以及不合理的研究立项都不应当出现。露头后,也应当得到及时的匡正。但我国面对的生态问题恰好不是如此,原因全在于除稻米以外,其他农作物种植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在人为拔高稻米主粮地位的同时,无意中受到了抑制和扭曲,对这样的本土知识的价值认证严重失实。

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历代王朝至少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主粮定位转型。先是以粟作为主粮,我们至今还将立国根本的祭祀地称为社稷坛就是明证。其后,我们又经历了以麦类为主粮的时代,我国现行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就是服务于冬小麦种植的需要。最后从公元10世纪以后,稻米才被国家确认为主粮。而其后果我们都有目共睹。如果说国家认定的本土知识,按逻辑都可以称为普同性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至少可以称得上已经拥有过三大普同性知识。这足以说明普同性知识并非永恒,普同性知识与本土知识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转换所引发的生态后果,人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从生态的角度看,稻米的生物属性具有它的稳定性,无论你怎么育种,如何创造水稻生长的合适条件,水稻的生物属性绝不会屈从于人类的意志。水稻的最佳生长环境始终只能是炎热的浅水水域,这样的生存背景在我国是一个定数,人力无法改变。

大面积种植稻米,其结果必然表现为只要是水稻不适合生长的区域,就必然遭逢频繁的灾害,必然要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必然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和能量的消耗,最终都会给相关生态系统构成不应当有的冲击和损害。

既然如此,人们自然会问我们为何要不顾条件的推广种大米?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树立稻米的主粮地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而将大米推上唯一主粮地位的背后却隐含着另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不管国家权力如何去确认普同性知识,其结果都会在无意中扭曲和窒息那些种植稻米以外的其他本土知识和技术积累,必然会因此而引发始料所不及的生态隐患和灾变。当然,我们应当承认这是国家运行的常态,古今皆然,世皆俱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普同性知识的认定是永恒性的,更不意味着普同性知识的无限制推广都具有合理性。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一背景下被扭曲、被窒息的其他农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同样经得起更严格的合理性认证,也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整理和利用其他农业耕作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反倒应当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才足以匡正普同性知识认定中无意引发的生态弊端。

时下,我国农业部及时提出考虑推动马铃薯主粮化的农业发展规划。立足于上述讨论,这显然是一项重大的创举,至少可以推动围绕马铃薯驯化种植的整套本土知识的复兴。这不仅是解决我国粮食的安全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优化我国生态环境的必须举措。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早就报道过四川省布拖和盐源两县的马铃薯种植本土知识和技术,当地各族居民拥有整套的马铃薯种植知识和技术技能,能够确保不追加现代能源和技术的前提下,亩产鲜薯6000kg。其生产潜力早就超过了袁隆平超级水稻的理想水平。但却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直到今天借助农业部的规划,才可望引起全国上下的瞩目,相关本土知识和技术的传承也可望获得新生。更重要的还在于,相关本土知识在其适应的范围推广后,当代困扰我国的各种生态问题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比如水资源匮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碳汇回收问题,生物多样性维护问题,都会因之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马铃薯主粮化并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取向,更不是化解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在我国大地上可以作为主粮的农作物其实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每种农作物,其背后都有一整套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都值得发掘、整理和利用,其后果都对我国的生态问题有化解之功,都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需之举。比如,葛根、桄榔木、木薯、蚕豆、青稞、圆根、芋和芭蕉,以及历史上曾经被认定为主粮的粟和麦,都理应作如是观。随着农作物物种的多样化和品种的多元并存,由于不同的物种所适宜的生态背景各不相同,我国的主粮物种越是多样化,那么对我国的生态安全越有利。我国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也可以在不附加投资的情况下做地更好。因而,马铃薯主粮化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本土知识和技术得以复兴的佳音,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福份。

人们都说,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但这句话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时下我们所报道的全部自然灾害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因为全国人民90%以上的人口都仰仗水稻、小麦和玉米为生而起。这显然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换一个思路把自然灾害频发地带,作为一种生态标识,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我们就可以从中轻而易举的发现这样的自然灾害与无条件推广主粮的关联性,进而还可以发现,可以化解自然灾害的粮食作物物种以及相伴的本土知识和技术。那么相关的本土知识可以复兴,生态灾害也可以化解于无形,这就是生态问题的辩证法。但愿这样的辩证法能够引起更多人的认同和响应。

我们必须牢记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之外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但人类社会的好恶和指令,对生态系统无效。人类为了利用生态系统,当然可以实施加工改造,但却永远不可能驯化和奴役生态系统。这是常识,但又是准则。当下的问题在于客观存在的生态系统不仅类型与样式各别,而且具体到任何一种类型和样式而言,其实际规模反差极大。有的生态系统,比如我国的长江下游平原,总面积将近3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才8米,如果仅测量稻田,海拔高度还不到3米。其实情表现为分布范围很广,而且自然与生态背景同质性很高。有的生态系统规模却极为狭小,比如我国的吐鲁番盆地,当地维吾尔族居民靠坎儿井灌溉种植瓜果为主业,相关本土知识的使用范围就极为狭窄。

其结果将意味着,依托于长江下游平原的本土知识可以支撑一个庞大的人群;而吐鲁番盆地,只能支撑一个微型城邦的稳定存在。换句话说,生态规模的强烈反差必然会导致与之相对应的人群规模以及他们建立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在适应范围上也会形成强烈反差。相关人群聚成的实力也会形成强烈反差,但却不意味着相关的本土知识价值有优劣之分,因为它们对中国的生态安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必不可少。然而,实际的社会运行却不这样,适应规模大的本土知识肯定会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本土生态知识构成冲击、扭曲甚至将其窒息,而这恰好是诸多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

时下不少学人都致力于追求社会公平和民主,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应用到生态问题上则不然。原因全在于生态本身不是人类社会,投票表决对生态完全无效,甚至是学者们预测都不能估计过高。面对适用范围的强烈反差,植根于适用范围广的本土知识维系起来的人群必然人多势众,投票表决必然胜券在握;而那些适用范围很窄,特别是与主流生产难以接轨的本土生态知识,所能维系起来的人群规模极小,一旦付诸表决,必败无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无原则的推广民主表决,或者看国民经济的权重去说话,那么不仅很多对生态维护具有关键价值的本土知识,会在无意中被否定掉,甚至严重到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人听到。

而且这样的事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几乎是贯彻其始终。这正是我国各民族众多本土知识在无意中濒临灭绝的社会原因所在。它们濒临灭绝决不是它们没有价值,而是按实力水平说话的运行常态,掩盖了他们的价值。而学者们却习惯于将这些被遗忘的本土生态知识所管护的生态系统,一股脑儿定义为脆弱生态系统。如果对类似的定义略加统计后,就会令人遗憾的发现,如此辽阔的中国大地几乎有2/3的面积都不适合人居住。这显然是一个极端荒谬的结论。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脆弱生态系统,不仅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对中国当代的生态安全依然举足轻重。引发一系列偏见的根本原因恰好在于,我们对生态问题,对本土知识问题,本来就不该凭社会实力说话,而应当换一个视角,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本底属性说话,否则就会酿成严重的生态悲剧。为此,有理由说正是因为不同生态类型和样式规模有大小,才酿成相关人群的实力也会呈现明显反差,相应的本土生态知识的社会地位也就各不相同。按实力地位去认定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无论你怎么做都最终只能表现为失实。而这也是发掘利用本土知识最大的难点和障碍,但要克服的不是生态的障碍,而是社会性的障碍。因而在这个问题上,现代技术不足以成为判断依据,因为现代技术也是掌控在社会实力手中。只有立足于本土知识本身的生态适应水平,立足于生态系统的可无限延续性,才能真正发现本土生态知识的生态维护价值,这应当成为本土生态知识研究的基本准则。

如果换一个视角,我们同样可以变不利为有利,我们只需要将所谓的脆弱生态系统作为标识,以近现代灾变频发区为指南,以相关人群的生活质量为准绳,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那些被掩盖被扭曲的本土生态知识,发现我国生态建设的薄弱环节,以及补救受损生态系统的本土技术,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

毛乌素沙地的扩大,西南喀斯特灾变的频发,东南沿海红树林的萎缩,西双版纳橡胶林的恶性膨胀,塔里木河的断流,青藏高原的草场退化。在此前都与生态系统脆弱搭上了边,而遗憾之处恰好在于,上述各种生态退化仅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的事实,却被研究者所遗忘。遗忘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这些研究者对汉族的农耕文化太熟悉,太过于倚重,以至于在无意中对其他生态系统看不惯,进而对相关的本土知识更是看不惯,最终才表现为一大批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用的本土生态知识,在学者们的笔下被抹黑,这样的价值评估失实所造成的后果将极其严重。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未来,而不是一个单一化的刻板僵死的未来。为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本土知识平反,乃是我国步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先决性举措。不摆脱强势民族的习惯性干扰,我们就无法与我国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对话,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将无从谈起。要知道丢掉了与不同自然生态系统对话的拐杖,也就是不同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我们最终将只能与少数几种生态环境对话。那么其它生态系统将会如何呢?我们事实上会在无意中丢失它们,连同我国不可分割的国土在内。

文化相对主义本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但其他学科的学人却不甚关注,从而在无意之中陷入了民族本位偏见的泥潭。结果必然会导致对相关民族本土知识价值认定的偏颇。原因全在于由于受到民族本位偏见的干扰,即令是学有专长的学人,在对待异民族文化时,都会凭个人感情下结论,从而引发为对诸多有用的本土知识造成损害,甚至酿成某些本土知识濒临灭绝的悲剧。

我国的学人太熟悉稻作文化了,也太宠爱稻作文化了,以至于对任何非稻作文化的民族文化都看不顺眼,心生厌恶。其结果必然表现为对那些看不顺眼的食物饮食方式、生产方式都一概看不顺眼,甚至是正面抵触。这就难怪那些有价值的本土知识被贴上黑名单的标签,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这些学人却负不了责任,只能归咎于自然灾害。

类似的例子几乎不胜枚举,而且在当下的中国还在不断的重演。我国的苗族居民,将天牛的幼虫和臭蝽,作为美味的食品去加以捕杀。云南的好几个民族将竹蛆作为美味去加以捕捉。西南还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将蝗虫作为家常的食材。瑶族用松针和其他树的落叶,饲养蚯蚓,作为美味食用。西双版纳傣族将蚂蚁作为规范的食材,将青苔作为日常的蔬菜去食用。湘西地区的苗族将葛根作为早餐中的美味。广东顺德的汉族居民,也将葛根做为廉洁的美食去加以消费。但在生态学著作中,却有人将葛藤定义为恶性污染物种。这一切确实令人费解,但在国外不少生物学家都证明,这些看上去不顺眼的动物和植物就营养价值而言,并不比猪肉、牛肉或者稻米逊色。但更可贵的是这些民族的消费习惯,恰好能填补在生态建设中的疏漏和缺环。

如果按汉文化的观点形式,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资深的学者都会脱口而出,对有害的昆虫,对讨厌的动物喷洒杀虫剂有何不可?其实这些民族的特殊食品及其所伴生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却可以不凭借农药也能有效地控制讨厌动物对人的骚扰,轻易动用农药,不仅对各种动物和植物会造成滥杀无辜,还会引发次生的环境污染。严重时,还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甚至沦落到撒农药的人自己也不得不吞食农药。是非功过之间本来一目了然,可是,仅仅是因为民族本位偏见作怪,才会导致普通民众,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不免自食恶果。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贬低这些民族的本土知识呢?

事实上,不仅中国的少数民族取食昆虫和那些令人恶心的动物,法国人喜欢吃蜗牛,日本人也酷爱食用生鱼。德国人也食用生牡蛎,但却不吃螃蟹。澳大利亚人更奇特,酷爱食用苍蝇的幼虫、蛆。与此同时,中国汉族居民不喜欢喝牛奶,却遭到西方各国学人的诟病。中国人同样可以反击德国人,干嘛不吃螃蟹,让自己的堤防受灾。其间的是非曲直永远无法理顺,但如果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精神,其实根本无需理顺。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都一律宽容,问题也就不了了知了。

需要警醒之处仅在于,上述各种在汉族居民看来令人恶心的习俗,每一项背后都隐含着一整套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如果跟着感情走加以抵制,甚至强令各民族该改弦另张,那么不仅各民族文化得不到尊重,而这一点有违我国宪法。更麻烦的还在于相关的本土知识和技术都会因之而受到扭曲和不公正的待遇。进而还会诱发为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且这样的生态危害,汉族居民也无法幸免,无计可逃。大量使用农药,不仅会损害食品安全,这一点汉族居民也逃不掉,污染了水源,汉族的居民更逃不掉。生物多样性受损,相关的生态屏障也将受损,祸水还会流到汉族地区。如此等等,无疑不是一条条惨痛的教训。

事实上,既然文化的价值具有相对性,只要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伦理准则,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横加干扰呢?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损害别人的文化,贬低别人的本土知识和技术,与自己伤害自己没有区别,这才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

不过,如果反其道而用之。凡属一般汉族民众也包括学者在内,在口头和笔头上,流露出厌恶的对象,恰好是指南针,恰好是特定本土知识的标识。凭借这样的标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发现那些被扭曲、被掩盖的异民族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进而展开发掘、整理和利用也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不仅是生活习惯问题,某些在当代已经明文禁止的行为方式,其间的本土知识只需要反其道而用之,同样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发挥其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的兴安岭地区已经全面实施禁猎。当地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几个少数民族,一下子变得无事可做,有关狩猎采集的本土知识和技术也成了废物。但也就在此同时,新进定居的其他居民中却有不少不法之徒大规模地靠盗猎获利,为了监控野生动物加以保护,执法部门和科研部门都不得不耗费巨资在林中安置录像机,派巡逻队抓捕盗猎罪犯,由此而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不计其数,成效却不见好转。

但如果换一个思路,给上述民族居民配发录像设备,赋予他们权责去监控野生动物的动向,去对盗猎者的罪行取证,并严格实行按劳付酬,那么凭着他们娴熟的狩猎知识和技能,我们至少可以坐收四大成效。(一)监控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二)监控的效率可以极大地提升,(三)相关民族的非物质文化获得了创新式的传承,(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以做到权责落实,成效显著,社会治安明显好转。这同样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认真贯彻的辩证法。

本土知识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普同性知识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在技术至上主义泛滥的大背景下,人们总会在有意无意中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损害,其间的社会与文化原因,极其复杂。但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后果,我国民众却人人有份。为此,如何排除社会与文化干扰,脚踏实地做好本土知识和技术的发掘、整理和创新利用,自然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但如果坚持辩证思维方式,那么眼下的各种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只需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对本土知识的利用方式,我国并不难步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并以此垂范于世界。得失之差仅在一念之转,如何转变观念在本土知识的研究领域显得尤为紧迫和关键。愿就此与学界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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